十八年前发表在《自然·神经科学》上的一篇论文,如今正被一名博士生的重新分析，推向公众视野的中心。
2026年7月底，一名在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留学生，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文，实名举报其导师、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教授萨宾·卡斯特纳（Sabine Kastner）存在学术不端行为。
据举报人陈述，卡斯特纳实验室多篇发表于《科学》《自然·神经科学》等顶级期刊的论文核心结果因无法复现，导师要求学生"cherry-pick"式地挑选数据、删除不符合预期的实验结果，对不服从指令的学生采取开除等报复措施。
从2008年的论文到2025年的密谈室
这场风波的源头，要追溯到2008年发表于《自然·神经科学》的一项研究,作者为科能与卡斯特纳（Konen & Kastner）。
这篇论文提出，大脑视觉系统的背侧通路中同样存在物体表征，且IPS1、IPS2等脑区属于更高级的加工阶段，能够形成对物体大小与视角变化都不敏感的稳定表征。这一发现此后被大量引用，写入综述，成为该领域被默认为"已知"的一块理论拼图。
论文通讯作者卡斯特纳，正是这名博士生所在实验室的导师,她自2000年加入普林斯顿以来发表论文及书籍章节150余篇，是公认站在该领域塔尖上的学者。十八年间，从未有人重新跑过这篇论文的原始数据，直到这名博士生花费一年时间，找到实验室之前几位博士与博后，拿到他们手中的原始数据与代码，按论文原本方法重新分析了一遍。
结果对不上。据他披露，MT脑区没有表现出论文所描述的稳定三维物体表征，V3A与V7在物体改变视角后仍能识别同一物体，而原本被视为核心证据的IPS1与IPS2，也没能得出对物体大小变化具有稳定表征的结果——而这恰恰是支撑整篇论文核心结论的关键证据。
2025年10月6日，这名博士生把重新分析的结果汇报给系里，随后被叫到办公室，对面坐着研究生项目负责人与系主任。据他转述，系主任当场说道："你质疑了她的正直。我们是一个共同体，你攻击我们其中一个人，就是攻击我们所有人。"随后又补充："有言论自由，然后有言论自由的后果。"
谈话结束时，他被告知需要在一个月内离开美国——对一名国际博士生而言,学籍终止意味着签证身份同时失效,五年心血可能归零。
未落幕的举报，与一次悄然而至的院士荣誉
面对这样的处境，这名博士生没有选择沉默离开，而是进一步向学校正式报告自己可能遭遇的举报人报复。
校方随后启动调查，并采取措施保护其学业与研究安排，使他得以继续留在学校。他同时将科研问题本身与举报人保护问题，一并递交给了学校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（NIH）下属的科研诚信办公室（ORI）——一旦牵扯到联邦经费，事情便不再只是校内的内部事务。
事情随后沉寂了一段时间。2026年4月29日，普林斯顿神经科学研究所发布消息,卡斯特纳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，官方将其称为"美国科学家能够获得的最高级别荣誉之一"。
而在此之前的半年里，那位提出质疑的学生，刚刚经历过一场被要求"一个月内离开美国"的谈话。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,外界无从判断,它们大概率运行在互不相通的两条轨道上。
7月7日，这名博士生的社交账号发布了第一条帖子，账号名为"None of this matters"，宣布将陆续曝光实验室数据造假问题，并说明之所以选择在小红书首发，是因为这个实验室招收的国际学生占比很大，特别是中国人。这条帖子后来收获逾九千个点赞与逾八百条评论,一件本来锁在系办公室里的事，就此进入公共视野。
8月5日，他再次公开表示,自己收到来自普林斯顿方面的警告邮件，学校强调相关调查信息需要遵守保密要求。截至目前，被举报教授本人、学校方面，以及ORI均未公开回应，那篇2008年的论文，至今既未撤稿，也未标注"编辑关注"。
一场无解的账本：当"不复现"遭遇导师制的权力结构
必须指出的是，"重复不出来"与"造假"，从来不是同一件事。
以fMRI研究为例，从机器输出的原始数据到论文中最终呈现的图表，中间要经过头动校正、感兴趣区划定、统计阈值设定等一长串处理环节，每个环节都存在多种合理选项，选择不同,结果便可能不同。2020年《自然》杂志上一项研究，把同一份fMRI数据交给70个团队独立分析，最终没有任何两个团队走的是完全相同的路径——这足以说明,即便面对同一批数据，两个都足够诚实严谨的研究者，也完全可能得出不一样的图表。
而这一次涉及的，是一份十八年前的数据,中间横跨了好几代分析软件版本。因此，"重新跑了一遍、结果不一样"这一事实本身，只能说明当年结果的稳健性存疑，尚不足以直接推出"当年有人动过手脚"这一结论。
真正引发争议的，是举报人所描述的另一个环节——被要求"cherry-pick"式地挑选数据、删除不符合预期的结果，这指向的是主观故意，而非方法差异。但截至目前，这一说法仍只是举报人的单方面陈述,没有邮件、录音等书面证据被公开，一切都等待着尚未完结的正式调查给出结论。
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触及了导师制本身的权力结构——导师同时握有学生的毕业资格、推荐信、经费与实验资源、原始数据所有权,而对国际学生而言，还多了一重签证身份的悬顶之剑。这也是为什么"举报导师"这件事,在成本结构上从来不是"要不要说出来"这般简单成都股票配资平台，而是"是否愿意用整个职业生涯去交换"——这笔账，绝大多数身处相似境地的博士生，都很难算得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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